身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，米尔顿·弗里德曼曾让美联储低头认错，却在一件事上栽了跟头：浦东。

  1993年老弗造访上海，看了一地烂泥的浦东后，将其比喻成俄罗斯的“波特金村庄”。那是个用硬纸板搭出来骗女王的景观，拿来形容浦东开发计划，并不是什么好话。

  三十年后，赢下弗里德曼，其实只需要一个小学生牵着他的手，在陆家嘴走上五分钟。

  上海康平路，只是条不到一公里的小街，但因为上海市委的缘故，它在上海市民口中，因此被尊称为“康办”。

  1989年12月2日，上海市委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了一场会，主持人是书记兼市长的同志，议题事关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。在会上，朱同志提了个明确要求：抓紧、加快。

  市委政研室的同志们认为，证券买卖就像赌博，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；另外，国营企业发股票，个人也可以买，会不会搞成变相的私有化？

  主管意识形态的干部提出了担心：交易所一开，就会有人发财。会不会在上海滩上又培养出新一代资产阶级？那样一来，为革命流的血，不就白流了吗？

  考虑到时代背景，同志们的担心，不能说没有道理。但同志们也犯了管中窥豹的错误。金融是百业活水，在1949年之前，上海一直是远东地区最大的金融城市，正是因为它的衰落，才成就了日后香港的辉煌。

  而此刻的上海，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，每年上缴财政占全国六分之一，却在所有的领域都已落后于广东。如果拿不出特别手段，振兴无从谈起，衰落其实是必然。

  所以等同志们争完了，朱同志拍板定了两条：一是当场成立筹备小组，相关事宜可以直接向他进行“个人对个人的汇报”，二是一年后，证交所要开业。

  朱同志的定心丸很快便有来处。两个月后，前往上海视察，启程回京时，他给朱同志留下一句话：“你们提出来要开发浦东，我赞成。你们去和泽民同志说。”朱同志回答道：“泽民同志刚到北京工作，上海的事情他来讲不方便。”

  回到北京后，对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说：“我已经退下来了，但还有几件事，我还要说一下，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，你们要多关心。”

  1992年10月，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浦东新区，朱同志专门对“新区”这个概念做了个解释：不特而特，特中有特，比特区还特。

  所以很多时候，很多争论之所以产生，其实取决于争论者看到了什么，想的又是什么。

  证交所建了起来，但拥有不代表真正发挥作用。而金融之于上海的作用，之于全国的作用，又岂止是一个证交所能承担的？

  1995年3月，30多位专家学者云集在浦东的川沙宾馆，这场会开了整整三天，议题只有一个：浦东下一轮应该放开什么产业？

  这场争论的伏笔，其实从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就埋下了。会议的作用，倒更像是凝聚共识后“怎么干”的讨论。在会议结束后，一份报告被送到了中央，核心主张很简单：浦东应当发展以金融业为首的现代服务业，请求中央允许浦东先行先试。

  这份报告的内容，日后成为了国务院的61号文件。3个月后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迁到了浦东陆家嘴。

  在此后两年里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，期货交易所、产权交易所、钻石交易中心、日本富士银行、汇丰银行、渣打银行、花旗银行、光大证券等大批金融机构相继落户在陆家嘴。曾经的烂泥渡，终成国际金融核心区。

  2021年，面积不过31.78平方公里的陆家嘴，云集了12家国家级要素市场和功能性基础设施，870家银证保持牌金融机构，6000多家新兴金融机构、30多万名金融从业者。在285栋商务楼宇中，税收过亿的有102栋，超10亿的30栋，超50亿元的4栋。

  有一些时候，争论是要不得的，有些时候，争论却是必要手段。这里面的关键，就在于究竟为什么而争论。

 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浦东都缺少三样东西：缺钱、缺人、缺企业。在“三缺”中，钱又是一切的基础。

  在最初构想中，同志只打算给浦东3000万的支持资金，整个浦东财政的拮据可想而知。

  身为管委会副主任的胡炜，主要负责浦东的开发建设，下属单位包含经贸局、城市建设管理局、工商局等部门，以及联系陆家嘴、金桥、外高桥、张江四大开发公司。

  这是个最需要用钱的岗位，所以胡炜也正是干部中最缺钱的那个——一块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有3000个在建工地。

  万般无奈的胡炜，只好趁着汇报工作找上海市长黄菊想办法，想不到黄市长回了他一句话：“你不要一直问我要钱，你要眼睛向下，自己想办法。”

  而看到浦东“小政府大社会”的艰辛，国务院相关领导十分关心，但也只留下一句“浦东要带着钢盔顶住”来提振士气。

  其实从胡炜开始，管委会的任何一个人都清楚，浦东的确只能自己顶，办法也只能自己想。把手头的资源盘点一圈才发现，可变现的东西还真的有——土地。

  当时浦东新区的土地用法，是规划一块、征用一块、动迁一块。但在没有资金的前提下，它的开发速度可想而知。于是，在“眼睛向下想办法”的鼓励下，一个漂亮的发明诞生了。

  在金桥开发区，地方财政局通过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先开出一张2.4亿元的支票，然后把这张支票交给金桥作为投资。

  金桥再用这张支票，向国土局购买一块4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土地局再把这2.4亿元支票上交市财政局。

  就这样，政府一分钱不出，土地使用权就从国家转交到了研发企业手里。在这个基础上，研发企业再议土地作价，找到银行合资创办公司。

  这个做法很快被告到了市委，但不出所料，它得到了市委的批准。随后，外高桥、金桥、张江和陆家嘴都成了“资金空转、土地实转”发明的受益者。

  在外高桥，森蓝地块原本规划一片绿地，始终无人问津。后来在保留了大部分绿地的同时，拿出部分土地用于开发，一下子便将整个森蓝地块盘活了。

  1993年1月29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登了一条新闻：《浦东新区招聘领导机构人员》，读者惊讶地发现：应考人才可不受省市区域限制，不受原身份编制限制，不受原职务高低限制。这一次招聘而来的许多人才，日后都入选了“浦东800壮士”为浦东发展贡献了巨大作用。

  所以在很多时候，问题和困难的确一浪更甚一浪，但重要的是，能不能够做到“办法总比问题多”，以及愿不愿意去想办法。

  这种不像，在生活层面，和“椰风啤酒小海鲜”的气质有关；在产业格局层面，则是上海原本并不具备天然良港。

  到21世纪，油轮、矿石船已发展到了30万吨级，集装箱船也发展到了1万标箱的第十代。但上海现有的港口码头吞吐能力严重不足，超过5万吨的船舶，就压在长江口外减载候潮，弊病谁都看得出——耽误事。

  当时的东亚地区，神户、釜山、高雄都在大干快上航运业，上海的工业和外贸节节向上，却没有一个与之匹套的深水良港，小处影响的是效率与效益，大处影响的是未来的战略地位。

  没有国际航运中心的支撑，靠浦东刚刚拉起来的上海，永远不可以真正发挥经济、贸易、金融中心的作用。

  所以上海的历届领导人，都在谋划建设适配与浦东的深水良港。但现实的困难却摆在眼前，以上海的水文条件，居然真的找不到合适的位置。

  长江在上海的吴淞口入海，形成絮凝效应，大量泥沙在长江口沉积，形成了硬度巨大的“铁板沙”，又名“拦门沙”。

  无论哪一种，效果都是一样——如同拦门铁板，让进入长江的水深骤然变浅，仅有不到8米。

  几代上海领导先后勘察了宝山罗泾、外高桥、金山嘴，甚至连长江对岸的南通港都被考虑进来。但罗泾和外高桥同受拦门沙之苦，而金山嘴和南通的水深又天然不足。

  老计委科技司在80年代设计了一个“缩水冲沙”的方案，准备在长江口的拦门沙淤积处挖出一条深槽，疏通出一条12.5米的水道。方法经过交通部验证虽然可行，却发现了一个尴尬事实：神户港在1987年就有了5个水深15米的航道，12.5米一搞出来就是个落后配置。

  舟山下属的崎岖列岛有两个小岛，一个叫大洋山，一个叫小洋山，两岛之间海域水深竟达90米，向西北32公里正好对接上海芦潮港，向东82公里即为国际航线。处处美满，唯一的问题是：这里在行政上归属于浙江。

  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没有深水港口的问题，上海市政府拿出了最大的诚意：大小洋山港口管辖权归上海，行政隶属归浙江，土地施工和建设资金归上海，洋山产生的租金、税收和所有领航费收入归浙江。与之配套的东海跨海大桥，建设费用归上海，经过大桥的集装箱，不收一分钱过桥费。

  2005年，东海大桥和洋山港一期工程完工，2008年三期建设完工。两年后，上海港首次超越新加坡港，成为全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口。2017年，洋山港四期完工，2.4万标箱的集装箱船可以轻松停靠。

  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曾经说过一句话，“上海是全国的上海，是全国人民建设出来的上海。”

  这句话很对，上海是在为浦东找港，但更是在找更大的发展机会。要实现这种机会，建设者必须要有大气魄、大智慧、大格局，而这些往往都要落地到对一事一账的决策上。

  在很多时候，要实现中央协调，全国人民支援、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局面，其实第一步是要自身的高姿态和诚恳。

  1992年的浦东新区，GDP仅60亿元，占上海的8.3%。2021年浦东新区GDP达15353亿元，是1992年的255倍，占上海比重升至35.5%。

  从这个角度上看，《让子弹飞》里那句著名台词：上海就是浦东，浦东就是上海。实际上并不只是剧本上的情绪演绎。

  2022年6月1日，上海结束了漫长的疫情封控，同一日，上海发布了《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》。涉及企业减负、复工复产、稳外贸外资、促消费投资、保障就业民生、优化营商环境等50条具体措施。

  这个行动方案，叠加3月底出台的“21条”政策，意味着上海全年要为市场主体减负超3000亿元。

  这让人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上海，那个曾经带着“不盲目争论，向下想办法”浦东味道的上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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